高陂中学创办于1942年，由原来的道山书院改名为“太平初中”;1951年后，学校先后更名为“丰平初中”、“永定三中”、“永定四中”;1971年初，学校定名为“永定县高陂中学”，并开始兴办高中;1984年改办职业高中;1999年复办高中;2007年8月，高陂中学高分通过了省“三级达标学校”验收。高陂中学现有教学班34个，学生1606人，教职员工208人。

高陂中学地处龙岩市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福建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镇——高陂镇集镇中心，交通便利，占地面积五万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二万六千多平方米。她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笔架山下，三面环山，绿树茵茵，环境优美，是莘莘学子求知治学的理想场所。

建校以来，高陂中学历经风雨，几多坎坷，但始终以“播撒真知、传承文明、树德育才、科教兴国”为己任，一路奋进，一路拼搏，曾经创造了闽西教育的“四中经典”，铸就了“高陂教育现象”，成为龙岩市影响较大、独具特色的农村完中;学校共培养了两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造就了以陈荣书为代表的政界精英，以赖铭传为代表的军中骄子，以张胜友为代表的文学名流，以王椿镛为代表的科技专家，以陈景河为代表的商界骄子，以及一大批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校以高新园区和高陂小城镇试点镇建设为有利契机，认真总结办学经验，传承优良校风，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学校正朝着创建省一流示范性高中的办学目标迈进!

办学理念：坚持全面发展 培养特色人才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校 训：惟勤惟严 至谐至善

校 风：团结进取 求实创新

教 风：博学慎思 树德育才

学 风：勤学乐学 砺志笃行

上篇 晚清时期

从1901年起至1911年一共10年，是学校的初创时期，经历了私塾、公立“仰文学堂”和高陂镇立第一小学三个阶段，历任校长为：黄伍楼、丘铭光、张文华。

1901年，陂寨圩场黄氏祠堂里起办了私塾(原址，在今科学馆坎下)，塾师是晚清庠生黄伍楼，黄先生是大埔县高陂乡黄塘村人，在邑中为饱学之士，享有很高声望。

旧时私塾，主课共开设“读经”、“算学”两大类课程。读经课主要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学经、诗经、此外还练写毛笔字;算学课学加减乘除低筹数学，学打算盘。副课有唱歌、画画、打健身拳：唱歌课教中国民间俗黍的“溜工尺”，画画主要画实物，有时也室外写生画村居民舍，山水花鸟;健身拳主要学打本地民间较为流行的杂家拳。

正值清政府为稳定政局推行“新政”，教育“改革”两大措施中，首条便是“废八股，废科举，令各省设立学堂”。黄先生教学之余，四处寻访能授新课之师，历经三载，新课终于开齐，自此求学者逐年增多，为解决校舍问题，启用了高陂、桃源两社的文昌祠庙。新开设的主课计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动植物、音乐、美术、体育。附近民众称学校教唱“多来米发梭”为“唱洋歌”，称学生做的课间操为“做洋操”，对新课倍感新奇。

1905年，学校向清政府申请办成公立学堂，因文昌祠里有堂名为“仰文堂”，便以堂名为校名，称为高陂区立“仰文学堂”。1906年，清政府派员核查后见条件具备予以批准。黄伍楼为首任校长，共有教员6人。文昌祠里，有一正二堂二横土木结构的瓦顶平房，上下堂及二横之间有宽阔院地，占地面积378平方米。学校还根据陂寨岭的地形特点，构设了两扇木质大门开启的校门，半月形的校门坪，十七级的宽石阶，与入桃源的大路相接，这种整肃大方的格局一直延用到八十年代初期，才为更有气势的四层教学大楼所替代。

第二任校长是晚清庠生、韩山师院毕业的丘铭光。

1908年，张文华接任校长。张文华又名张琨阶，是晚清廪生，学识渊博，治学谨严。时高陂地区学子纷纷来校求学，每日晨昏，校外树下、竹林中，随处可闻琅琅书声。学生之中，古野乡赵公武、高陂乡刘起时，后来均成为国民革命军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此外，两位校友在长时期内还为母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公武还出巨资为张老先生出版了文集《享帚集》。

1910年，学校经历了办学以来的首次挫折。当时清政府强令各乡编订门牌，部分群众误认为此举便是要抽人头税了，而抽到的税金就是给仰文学堂作办学经费的，于是以讹传讹，怨声四起，激愤之余，将学校教具、图书，都扔进火堆中烧光了。学校被迫停课两个多月。校长张文华，校董罗云石、刘稷生等，坚韧不拔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乡民醒悟后，赔偿了损失，学校迅即复办，并奉令改名为高陂镇立第一小学。

中篇 民国时期

1914年，丘铭光重任校长。1916年至1922年，张熙载当了6年校长，是晚清民国时期连续任职最长的校长。这段时间，学校规模得到了较大的扩展。1918年，学校改编为大埔县立第九区第一高等小学。1921年，学生人数激增，原有校舍不能容纳，通过募捐，学校购得仰文堂后的群众用地，加上黄炳文、黄深文昆仲捐赠的魁星阁背左侧的土地，建筑了两层新楼房，称为仰文第二校舍(后称中院，1989 年“改危”时拆除)。校门外拓宽了运动场，是湖寮龙岗人丘秋轮父子及其他热心教育人士丘寿文、丘文阶、丘礼度、丘礼慎捐赠的。此外，还派丘铭光赴上海采购理化仪器、图书。1918年毕业的学生之中，古野乡贺遵道，后来成了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广东省委巡视员，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全国教育会倡行普通话，并且公布了汉语注音字母方案，还在上海设立了“国语专校”，教授注音字母。1922年，该校教员刘象爻等人受高陂区教育会派遣，赴上海学习，学成回来后，利用暑假集中全区小学国文教员进行培训。当年秋季开始，全区小学初年级一律采用新编国语课本，教习注音字母。此后，全区小学毕业生均能讲一口标准的、流利的普通话。全县各区于是争来高陂区聘请国文教员，普通话教学在全县蔚然成风。那时期全县国语教育迅速普及和发达，同我们学校首开先声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教育部颁行新学制，小学学年缩短，中学学年展长。而高陂地方辽阔，学生众多，非筹办一所初级中学不足以资造就，以丘启明、李达瀛、廖欣琴、刘竹岩、黄奋初、郭桢生 6 人组成的筹办初中董事会，召集镇内绅耆开会讨论，公决由区内猪屠、烟丝、防务经费各加征一成，作为开办费。1923年10月22 日，县公署复文照准，校名改称为高陂初级中学。

第二阶段 初级中学、简易师范阶段(1924 — 1944年)

学校增办初中后，仍附设高等小学，廖国础为校长。1924年4 6日，大埔县公署46号指令刊用“大埔县第九区立初级中学”校印。鉴于办学经费紧缺，学校召集区内绅董磋商，议定仿照各处学校征收戏厘附加捐办法，凡区内各乡酬神宴会，每演人戏一天，除正饷并本县教育局经费外，附加该校报效学费二元，木戏一元，每年约可收百多元。4 月 29 日，县公署发布了征收戏厘附加费布告。

此时正值北伐战争时期，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各地师生思想激进，陂中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大埔县第一个党组织的理想温床。1925 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派本县大埔角人赖释然来陂，与学校学生会主席廖仲达、副主席张拱南、女学生郭才，市小女教师陈井(又名紫英)等人，在校外竹林中秘密成立了党小组，廖仲达任党小组长，并迅速在学校师生及店员工人中发展了 23 名党员，创建了大埔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仰文中学党支部，廖仲达选任为党支部书记。教师中发展的党员有：陈用光、李沙蒂、谢天放、何德常(大麻南坑人);学生中发展的党员有：钱干城(湖寮高道 人)、刘东光、黄良海(三河汇城人)、刘永清、刘象服、徐加诗、黄海波(光德澄坑人)、廖秀潘、赵迪生(古野人)、罗恒辉(古野培美人)、罗素香(女、古野培美人)、蔡淡香(女，洲瑞赤水人)、李树杞、罗理实(又名天真)、张燮仁、李孔光(古野鹤山人);店员中发展的党员有：张光韬(古野人)、张斯武(又名里夫，古野培美人)，贺或道 (古野党溪人)。不久，中共大埔县委成立，组建了农军，为策应“八一”起义军于1927年9月由闽入粤，建立大埔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作了组织准备。这时期的学生之中，古野乡李明光、罗欣然，后来成为中共闽粤赣省委、东江苏维埃政府及红十一军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均年仅28岁。

1926 年，学校改称为大埔县立第三初级中学。当年学生已逾 200 名，学校预算费用不敷二千多元。2 月间，校董会议定由猪屠捐、乳猪捐解决。4 月 3 日，县下令照准。

夏，为解决学生日渐增多、校舍不能容纳的问题，廖国础与校董主任丘启明不辞艰辛、漂洋过海，前往南洋，募得国币 5000 多元。回校后，购得民房一所(后拆建为西院)，暂作宿舍。

此外，校董张淑文、刘象爻、廖德生、蔡拱垣、吴公衡及校长廖国础，根据当年春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精神，报县批准将作为旧历正月二十一日祀文昌之用的仰文堂3间尝店租金100元，拨为本区初中经费。8月8 日，县下文照准并发了相关布告。当月，增李愚恍、李晴汀、廖欣琴、郭瘦真4人为校董。校董会及校长廖国础，报县请拨校后五显帝宫及私人埔荒地，作为扩建第四校舍(后称南院)之用。9月5 日，县下文照准并随发了布告。征地时，仍有少许乡民以保守业权为词与学校发生纠纷，经丘铭光、丘寿民出面调解、平息，南院得以顺利动工兴建。

10月，校长廖国础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师生们为其壮行，依依惜别。刘象爻接任了校长。

1928 年 1 月 1 日，中共大埔县委率15团二营及岭南工会、高陂学联成员和高陂附近农民武装共500多人，举行了高陂暴动，攻下国民党区署，建立了区人民政府。国民政府从潮汕调兵前来镇压，战乱将至，学校生员纷纷离校散去，停办了一年多。这是陂中办学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挫折。危急关头，校董李愚恍不避险阻，妥善保存了南院的建筑器材和重要文书契据。

1929年春，张文华校长奉令复校，只办了中预一班，高小二班。张文华校长为陂中 1910年、1929年两次复校作出了特殊贡献，功不可没。

1930年7月13日，学校向大埔全属屠捐大发公司承办高陂区属屠捐，全年认缴饷额连加二专款大洋1980元，按月匀缴。9月30日，县政府拨给学校屠牛牛皮捐年收入毛洋50元。

为实施义务教育培植师资，1932年春，学校奉县令改办为大埔县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所招中预生改为乡村师范生，并即续行招生，凑足60人为一班。所有学科，都遵照乡村师范章程办理。

12 月12日，为赶在年底出版大埔县政汇报，学校根据办理情况编成统计图表，并附相片5张、《该校史略》1 份。

1933年，廖登初接任校长。

1934年，廖国础重任校长。依据生活教育及教学合一的原则，5月24 日，高陂区公所召集全区各乡代表开会及现场察看，择定富坑口的荒溪埠地及达根亭右侧的荒地共59.64亩插标交付学校辟为农场，作为生活教育基地。经高陂公安分局复核后，6月22日，大埔县政府下达第1263号训令，富坑口荒埠地准拨给学校造林，陈姓荒屋则可向业权人亲属商借垦植。此后十多年，常有乡民向学校租赁土地，直到解放初人民政府仍发给学校公产土地契证。

为搞好生活教育工作，廖国础曾带一批师生到百侯中学，向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学习生活教育，并聘请了生活教育社的骨干马晶实(安徽人)、陈昌嵩(江西人)到校任职。还发动学生到附近农村办夜校，实行“小先生”制，教妇女识字。

廖国础还十分重视体育。1935年1月，学校在寒冬丽日普照下，举行了乡师第一次运动会。全校师生还盛装齐集校门坪、运动场合影留念。

4月，学校向广东省教育厅呈送了第一班郭文滔等45名第一学年成绩表、郭文滔等31名第二学年成绩表，第二班黄光正等55名第一学期成绩表，1934年度教职员一览表，第一班第二学年上学期退学生一览表各两份。

此前，学校向县呈文并请转呈省教厅，对“慨然将喜筵之资500元尽数捐助为建筑校舍经费”的富岭乡黄书堂先生，予以核准给奖以示表扬和鼓励。

7月，学校呈文省教厅，解释未能派员参加“署期中学学校教员讲习班”的原因，是“今年高陂地方经济益加不景”所致。8月2 日，校长廖国础、经济核查委员会主任丘启明，致函大埔县汕头育善公产管理委员会，拟请该会拨助图书仪器费用。8月7 日，该会复函拨助汕币大洋200元。

8月23 日，学校奉县令，改称为“大埔县立乡村师范学校”。

8月25 日，学校举办的暑假补习班顺利结业，并向县呈报备案。补习班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为师范一年级补习生，刘乾周等11名;乙组为附设高小二年级补习生，李淑根等20名。

9月1日，学校根据省教厅训令，选荐曾在该校修业及在省立小学教员训练所毕业的李仰戴为短期校长兼教员，获省照准。

这个时期的学生之中，张铁城、黄光正等后来均成了解放初期大埔县党政主要领导人。

1936年4月4日，高陂附市各校师生云集该校运动场，隆重庆祝了儿童节。区教育会通告各乡举行“儿童清洁比赛”，每校选取一名儿童由区教育会表彰，以资鼓励。参加比赛的学校达30多个。4月下旬，廖国础北上，真巧，这次接任校长的又是刘象爻。他是继丘铭光、张文华、廖国础之后，第4个曾两次担任陂中校长的校长。

“西安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按照上级指示，该校第二次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37年4月，中共简师支部在文昌祠后的“魁星阁”成立，与会者共7人，书记丘逸，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李泮水(李回)，支委张育英(张华)。党员有丘家颖、丘礼强、郭粹文、李良景。7月，抗日战争爆发，广大师生群情激昂，要求下乡宣传抗日救亡，当局不允，学校党支部发动全校学生罢课，取得胜利，很快就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在廖季达等老师率领下，分赴各乡宣传。

入冬后，大埔抗日社团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该校召开。大会主席团成员有：百候中学代校长罗亦平(罗明)、高陂中学校长刘象爻、中山大学回乡学生江醒东、地下党员郑作励、饶乃跃等。这次大会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罗卓英来校视导，见校门前两株苦楝树坚强挺拔，枝叶扶疏，特题词：“教职员是穷干的，学生们要苦练啊!”

1938年夏，学校举办了全区中小学教师军训班、学生军训班。10月，学生军训班赴县城茶阳参加检阅，发展了黄颖昌等一批党员。下半年，高陂镇先后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护士会，张育英(张华)参加了护士会的领导工作。秋，在梅城军训时，丘逸、李回和刘锦澄(学生会主席)代表学校参加了“岭东学联”的筹组工作。

1939年4月，大埔县教育会召集了春季代表大会，该校有12位代表参加。

夏秋之交，张育英(张华)参加高陂各界劳军代表团，带着大批慰劳物资和慰问信，前往潮汕前线彩塘、桑浦山等地慰劳包括潮汕抗日游击队在内的抗日军队。

当时的陂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战熔炉”。

1939年至1940年，廖国础第二次往南洋募捐，得国币15000多元，加上黄天民的捐助，南院竣工，还建成了科学馆及女生宿舍。学校规模猛扩到了陂寨岭的纵深地带。重要建筑也重新命名：文昌祠称为“旧校”，第二校舍(中院)称为“第一新校”，第四校舍(南院)称为“第二新校”。廖国础校长为陂中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托理科专家林焕源在上海采购的一批科学仪器，运抵陆丰时，遭遇敌骑，乡贤张克道历尽艰难，奇迹般地将科学仪器运回了学校。

1940年秋，因招生无着，学校又由简易师范改为单纯的初级中学。为宣传抗战时局需要，县里组织了全县初中学生国语演讲比赛。该校派出28名师生，包揽了个人冠、亚军两项大奖，这说明该校在普通话教学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当时沦陷区学生流亡到高陂，学校也尽量设法收容他们。学校毕业生从军救国者争先恐后，轰动一时，深得社会人士的赞誉。

此时，中共地下党员王道生任校长。他以“川流”为笔名，创作了《高陂中学校歌》(一说校歌是丘逸等人共同创作的)。1941年2月，王道生接中共大埔县委指示，接纳了黄冷柏、张秀隐、林英、温健君四位同志来校工作，并安置了一位患肺结核病的老同志来校休养。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王道生与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同在高陂镇德和旅店被捕，受尽折磨，1944年1月才获释出狱。

1942年秋，陈天民任校长。计有教职工13人，初中每级两个班共6个班，学生321人。

1944年2月，陈纶桢(平远人)任校长。计有教职工16人，办学规模仍是初中6个班，学生313人。

第三阶段 完全中学阶段(1945 — 1949年)

1945年2月，32岁的黄汉豪任校长。学校改称为大埔县立第四中学。本地群众鉴于子女升读高中难，再三吁请增办高中。7月9日，“增办高中筹备委员会”成立，主席刘禹轮，副主席刘起时，委员有黄汉豪、丘启明、苏宝珊、赵颂平、丘文彪、黄晓沧、曾应捷、张若愚、谢寿南共11人。会议决议预筹30万元，经常费基金预筹100万元。筹款方式有三种：(1)分电赵公武、黄天明各捐20万，全体委员出发在高陂镇募捐。(2)函请碗业公会将出口并款增收一元二角，作为补助学校增办高中经费。(3)演剧筹款及发行奖券。初中毕业班演出一幕名剧《铁血将军》，筹得10万元。

经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办，经费筹足，秋季招收了高一、高二年级共两班，并呈报县、省立案。教职员计有黄汉豪、饶强生、廖季达、李锡垣、蔡毓林、卢鸣、黄兆兰、黄仲海、萧德藩、贺三居、赖公蕴、甘永光、卜彬彬、张汉祥、张苹初、李逸轮、刘挺英、郭闻韬、丘家裕、李俊光、丘启明共21人;全校计有初中6个班、高中2个班，共8个班，441人，在当时已是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了。

1946年4月2日，广东省教育厅1387号文对该校增办高中案批示：“所请照准”。5月11日，大埔县政府奉令下文照准。

这时期学校的主要改观，是在文昌祠东、西两侧建了两溜平房作为教职员宿舍(后称北院)，并将(西院)旧平房拆建成了两层钢筋水泥楼房，称为“第三新校”，还规划了第二新校(南院)下面的征用地用来建筑第四新校。称文昌祠堂为“礼堂”，魁星阁为“学生会”。这是该校继黄五楼、张熙载、廖国础三次扩建高潮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扩建高潮。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高陂中学终于由私塾、小学办成了完全中学，黄五楼、黄天民、黄汉豪祖孙三人功德不小;社会贤达、校董主任丘启明为陂中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9月，黄汉豪校长因其父逝世，到南京奔丧，蔡任尹为代理校长，后为校长。

1947年3月27日，学校改称为大埔县立高陂中学。此时的高陂中学，离高陂镇约三里远，茂林修竹，水绕山环，风景幽美，为全县中学之冠，是求学的一个好去处。体育场宽阔而平坦;沿十七级石阶上至半月形校门坪，进入现在看来已不算大的两扇大门开启的校门，便赫然可见暂作大礼堂的文祠，北院、西院、中院、科学图书馆、东院、南院、食堂，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景观各异而又融洽和谐的校园风景图。各项设施虽未全合理想，但与各地有名中学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

4月，学校呈缴了《大埔县立高陂中学校史》。这份校史，丘逵参作，丘启明改正，比较翔实地记载了陂中46年的办学历程，是我们今天编写陂中100周年校史的宝贵史料。

9月，张金平任校长;蔡任尹因迫害进步学生，被汹涌的学潮赶走。

1949年1月，李汉英任校长。全校有高中三个班，初中7个班，共308人。秋，解放大军逼近，大部分学生奔赴革命队伍参加解放战争，国民政府作鸟兽散，学校因经济无着、无人管理而停办。这是该校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次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