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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来源:福建中考网2017-04-26 15:16:08

 继上期推荐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后,本期小编继续为大家推荐张宏民老师的又一力作——《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兵马俑的法度森严,说明了秦始皇编户齐民制度的作用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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